▲10月7日，我住进定点专科医院进行治疗。作者供图
9月下旬因工作需要，我去澳大利亚出差。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出境，在飞机上非常放松，因为我知道：中国是最安全的，身边的乘客也是最安全的。因而，在航班上并没有刻意的防护。
下了飞机就不一样了，在国外工作期间，我一直戴着N95口罩，始终非常小心。我认为，“不戴口罩是你的自由，戴口罩也是我的自由”。
几天的工作很快结束了，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10月2日，按照防疫要求入住了隔离酒店。第二天，就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同行的小吴核酸阳性，被拉到定点医院了。我心想，一路上都很小心，我应该不会有事吧？
到了晚上，我开始觉得嗓子不舒服，仍以为是慢性咽炎发作了。10月5日晚上突然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核酸异常。次日，复核以后确定阳性，这下靴子落地，确实是被感染了。
感染后的第一反应是：我那么小心，怎么会感染？是不是搞错了？紧接着就是各种胡思乱想，想到漫长的隔离观察，要耽误很多工作，单位会怎么看？周围邻居会怎么想？怎么跟家人说？一通的心理戏下来，居然一夜未眠。
冷静下来，思来想去，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在回国飞机上感染的，我在吃饭和喝水的时候，还是摘下了口罩，中间还去上了两次厕所。真是稍有不慎，全盘皆输，时刻戴好口罩是多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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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医院提供的餐食不错，每顿饭都有鸡蛋或牛奶，配有水果、酸奶。作者供图
10月7日乘车去定点医院隔离观察。病房有独立卫生间，可以洗澡，空气和废弃物都是集中处理的。不足的地方是比较密闭，窗子也是毛玻璃，看不到室外的阳光和绿树。
医生电话询问了我的情况，叮嘱说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再找医生。我问医生：需要吃什么药吗？医生反问我：你想吃什么药？你们是轻症，不需要吃药。一般人都需要10天左右转阴，但是最快的也有7天就转阴的。
进医院前三天，我的咽痛逐渐加重，尤其是晚上，咽口水都很难受，一度哑得说不出话来，但除此之外，不发烧，没有肌肉酸痛，也没有味觉和嗅觉丧失。
在入院第四天，护士测温后说我发烧了，最高到38.6°C。还给我拿来了退烧药：布洛芬。我自己除了觉得嘴唇有点儿干以外，并没有觉得难受。于是，在吃了一次以后就没有再吃退烧药。我也吃过连花清瘟，但并不知道是否有用。
发烧三天以后，温度终于正常。医生嘱咐说：要多摄入蛋白质，增强抵抗力。好在我们每天的餐食不错，每顿饭都有鸡蛋或牛奶，午餐晚餐还变着花样有鱼和肉，配有水果。为了提高免疫力，我还用维生素C泡腾片泡水喝。
▲终于在住院14天后转阴康复，夜幕下的医院依旧灯火通明。作者供图
好的心情对康复很重要。为了调适自己的心理，白天我会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在网上开会，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同事们也会打电话给我打气支持。闲的时候，我会练习冥想，努力使自己平静。我还把做CT检查时采的花插在窗台上，希望这绿色的生命能带来希望和鼓励。
另外，睡眠能提高自身免疫力，可我的睡眠不好，对声音、灯光比较敏感。听着屋里呼噜声，更加难以入睡。隔壁房间有一个老外，因为时差关系，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在医院过道里做俯卧撑，锻炼身体。
入院的第11天，我的核酸终于转阴了。如果第二天双采（鼻拭子和咽拭子）同时阴性，我就能出院。但第二天医生告知其中一个样品是32.4，没有合格。这意味着，我至少还得两天才能出去。终于在第14天，我的核酸连续两天阴性，符合了出院的标准。
走出定点医院，终于又能呼吸到室外清新的空气，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看到满天繁星，心中更是无比的轻松和喜悦。回顾这段感染治疗经历，我病程属于比较长的了，期间除了有两天咽痛、三天发烧，伴有咳嗽外，并没有其他不适。
说到后遗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的咳嗽一直没有停止，出院8天以后还在咳嗽。我根据一位医生的建议，买了化橘红来泡水喝。想不到太神奇了，喝完立刻就不咳了，我不禁感叹：这个传统的中药，真是神药。此外，我也没有身体疲倦或其他感觉。
就我入院半个月所看到的情况，同屋病友都是轻症。这种情况，服用必要的退热药物之外，我感觉还是多喝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好心情最重要。
撰稿/老赵（学者）
编辑/徐秋颖
校对/赵琳
一、默克尔接受德媒采访谈俄乌危机：冲突“总有一天会以谈判结束”
【环球网报道】据俄新社、“Vesti.ru”新闻网等多家俄媒报道，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德国《时代周报》7日刊发的采访文章中称，俄乌冲突“总有一天会以谈判结束”。
据俄新社报道，默尔克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谈及明斯克协议、“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等多个话题。当被问及俄乌冲突可能会如何结束时，默克尔回答说，“说实话，我不知道”，但她接着又说，“它总有一天会以谈判结束。战争在谈判桌上结束”。
报道称，当被问及是否能排除掉她自己参与调解俄乌冲突的情况时，默克尔说不存在这一问题。她还称，“强制和平”与“相互之间进行友好公开对话”是有区别的。随后她没有再就此话题继续发表看法。
俄新社称，谈及自己在任期间对俄乌采取的政策，默克尔说，自己曾尽力采取决策以防止两国之间发生冲突，但没有成功，这不代表自己此前做出的努力是“错误的”。
这并非默克尔首次就俄乌冲突表态。今年6月7日，默克尔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称，俄乌冲突是一场“巨大悲剧”，而之前一直没能建立一个可以避免这一冲突的安全架构。默克尔还称，自己在任期间为缓和俄乌之间紧张局势做了大量外交努力，她不会为此而道歉，“外交手段没有生效，但这不等于外交努力是错误的”。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已多次就谈判表态。11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已从伙伴国收到俄罗斯愿意直接谈判的信号，乌方将提议以公开形式进行谈判。而俄新社、国际文传电讯社等媒体17日报道称，佩斯科夫表示，不存在公开谈判，乌方这种表态说明其不愿进行谈判。他说，“问题是乌方出尔反尔——他们有时要进行谈判，有时拒绝谈判，然后又实际上通过法律禁止任何谈判，接着又说想进行谈判，但要采取公开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公开谈判，公开谈判并不存在，更何况是这种程度的公开谈判”。
二、俄军找到突破口，集结重兵准备歼灭战，乌军5个精锐作战旅被包围
说点出乎意料的事，俄罗斯在战略性撤退半年之后，终于找到突破口。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顿联军，车臣猛将，瓦格纳重炮旅，俄空天军最近成功地把乌军20、30、34、50、58这5个精锐作战旅以及部分雇佣兵混编旅分割包围在巴赫穆特城的各个区域。
随着乌克兰东部已经进入到严寒的12月，外界都认为俄乌双方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或是军事行动会有所放缓。毕竟，上个月，俄罗斯、乌克兰甚至是美国都对外释放出有可能和谈的积极信号。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俄军竟然围绕着乌克兰耗时8年打造的顿涅茨克防线反复进攻，并且已经找到突破口。
为了攻破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俄军正在加强攻势，动用更多重型武器。根据综合报道，俄军已经对该地形成包围之势。除了刚才提到过的5个旅之外，乌军的24、53、58以及93旅的处境十分危险。这一点，也经过了乌克兰方面的确认。
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列出具体数据，来表达这个战场的恐怖。据悉，巴赫穆特军医院每天至少要收治200-300名伤员。而俄乌在这个地区消耗了4个多月，这么一看，乌军的伤亡显然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可见，巴赫穆特或将成为这场俄乌冲突中最大的绞肉场。
此前，俄罗斯就已经给出了不轰炸乌克兰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西方阵营国家不能给乌克兰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很显然，这要求美国不会同意、北约不会同意、乌克兰也不会同意。不同意怎么办？那就继续打呗！说到底，乌克兰能遭受今日之苦，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西方阵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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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还在不断朝着巴赫穆特集结。尽管如此，俄罗斯有所保留，并未强攻巴赫穆特，而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策略，不断消耗乌军的增员力量。那么，为何俄乌双方会死磕巴赫穆特？
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巴赫穆特过冬，那就意味着他们将处于更有利的战斗位置。显然，俄军也想在那里站稳脚跟。简单来说，一旦乌克兰部队被赶出了巴赫穆特以及周边地区，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寻找地方建立防御工事等，这么一来，物资等补给就要从更远的地方运过来。一旦俄罗斯部队占领该地，那俄军过冬的压力至少能减轻一半。此外，还有利于激励俄军的士气。
俄乌激战巴赫穆特，目前俄军占上风，集结重兵准备歼灭战。不过话说回来，无论这个地方的最终结果如何，俄乌双方都将损失惨重。（柒月）
三、高盛开始预测2075年：中美印将是前三大经济体
未来五十年，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2月6日，由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扬·哈祖斯 (Jan Hatzius) 领导的团队发表了一份对2075年世界的预测报告，认为未来五十年世界人口增速将减缓至趋近于零，届时2050年世界上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
20年前，高盛首次发布了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测。如今的报告已经扩大了长期预测，纳入新数据和新方法，涵盖104个国家，预测范围也从2050年延长到2075年。
经济学家们表示，自2011年作出上一次预测以来，世界经济受到了一系列长期挑战和经济冲击的打击：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生产率不见起色、全球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最近的俄乌冲突：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但他们认为，对2003年和2011年预测的大部分关键特征都没有改变，现在需要重新审视其他国家。
报告中，高盛提出了四大主题，分别为：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呼吁警惕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认为这是对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特别重大”的风险。
人口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高盛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五十年，全球人口增长将降至接近于零，从而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
全球经济增长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3.6%增速放缓至新冠肺炎大流行前十年的年均3.2%（以市场加权计算）。
经济放缓的范围相对广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受到了影响。它反映了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结合，后者似乎将与全球化步伐放缓有关。
我们的预测表明，我们已经越过了全球潜在增长的高位，在2024年至2029年期间，全球平均增长2.8%，此后将逐渐下降。
这一预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全球人口增长减半，从每年2%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联合国人口预测表明，到2075年，全球人口增长将降至接近零。
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在预测之中，但人口问题带来的经济挑战（最显著的是医疗保健和退休成本上升）仍将在未来几十年困扰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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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3.6%增速放缓至新冠肺炎大流行前十年的年均3.2%（以市场加权计算）。
经济放缓的范围相对广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受到了影响。它反映了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结合，后者似乎将与全球化步伐放缓有关。
我们的预测表明，我们已经越过了全球潜在增长的高位，在2024年至2029年期间，全球平均增长2.8%，此后将逐渐下降。
这一预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全球人口增长减半，从每年2%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联合国人口预测表明，到2075年，全球人口增长将降至接近零。
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在预测之中，但人口问题带来的经济挑战（最显著的是医疗保健和退休成本上升）仍将在未来几十年困扰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高盛指出，未来五十年，在亚洲强国的带领下，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将超过发达国家，中美印将成为前三大经济体：
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都有所放缓，但相对而言，新兴市场的增长继续超过发达市场的增长。
这种趋同的速度相对于本世纪头十年略有放缓，但明显快于此前的几十年。保持收入趋同意味着新兴市场占全球GDP的份额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上升，他们的收入将缓慢向发达经济体水平靠拢。
尽管大多数经济体2011年的GDP增长都不及我们的预期，但其增长模式却远非一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表现都略好于我们的预期，而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表现普遍明显逊于我们的预期。
因此，我们预计未来30年全球GDP的比重将更多地向亚洲转移。在2050年，我们的预测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以美元计算）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印度尼西亚在此期间取代巴西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
如下图所示，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超越美国。到2075年，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得益于人口快速增长，在适当的政策和制度下也可能跻身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都有所放缓，但相对而言，新兴市场的增长继续超过发达市场的增长。
这种趋同的速度相对于本世纪头十年略有放缓，但明显快于此前的几十年。保持收入趋同意味着新兴市场占全球GDP的份额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上升，他们的收入将缓慢向发达经济体水平靠拢。
尽管大多数经济体2011年的GDP增长都不及我们的预期，但其增长模式却远非一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表现都略好于我们的预期，而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表现普遍明显逊于我们的预期。
因此，我们预计未来30年全球GDP的比重将更多地向亚洲转移。在2050年，我们的预测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以美元计算）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印度尼西亚在此期间取代巴西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
如下图所示，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超越美国。到2075年，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得益于人口快速增长，在适当的政策和制度下也可能跻身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过去十年，美国的相对表现强于预期，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不太可能再次上演：
在大型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略高于我们的长期预期，这是独一无二的。此外，由于美元在这十年间也大幅升值，美国经济的美元相对价值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问题是，未来10年，这种优异表现是否可能重现。
总的来说，我们不这么认为。美国的潜在增长率仍明显低于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
此外，美元近年来的异常强势已导致其大幅高于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这种偏离意味着美元在未来10年更有可能贬值。
在大型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略高于我们的长期预期，这是独一无二的。此外，由于美元在这十年间也大幅升值，美国经济的美元相对价值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问题是，未来10年，这种优异表现是否可能重现。
总的来说，我们不这么认为。美国的潜在增长率仍明显低于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
此外，美元近年来的异常强势已导致其大幅高于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这种偏离意味着美元在未来10年更有可能贬值。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正在减缓，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但地方内部的不平等将上升：
然而，虽然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下降，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却上升了。而且，由于政府对国家而非全球发展负责（并最终对其负责），全球视角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了重大挑战。
然而，虽然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下降，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却上升了。而且，由于政府对国家而非全球发展负责（并最终对其负责），全球视角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了重大挑战。
在此分析下，高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长期风险，这关系着世界经济增长和收入趋于平等：
民粹民族主义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转的风险：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在一些国家获得了权力，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供应链中断，导致人们更加关注离岸外包和供应链的弹性。根据我们的评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导致了全球化的放缓而不是逆转。然而，逆转的风险是明显的。全球化是减少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强大力量，但为了确保它继续这样做，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各国内部更平等地分享其利益。
气候变化带来环境灾难的风险：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可以相容，许多国家已经能够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脱钩”。但是，实现可持续增长仍需要经济上的牺牲和全球协调的反应，这两点在政治上都很难实现。
民粹民族主义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转的风险：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在一些国家获得了权力，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供应链中断，导致人们更加关注离岸外包和供应链的弹性。根据我们的评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导致了全球化的放缓而不是逆转。然而，逆转的风险是明显的。全球化是减少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强大力量，但为了确保它继续这样做，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各国内部更平等地分享其利益。
气候变化带来环境灾难的风险：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可以相容，许多国家已经能够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脱钩”。但是，实现可持续增长仍需要经济上的牺牲和全球协调的反应，这两点在政治上都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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