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是什么？
《说文》认为：“笑是喜悦时发出的声音。”国外科学家的笛卡尔在《论情感》中说，“……肺部排出空气，再加上肌肉等脸部动作，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
显然，喜悦和膈应——这两种生理反应，在身体内部如出一辙。只不过，一种有声音发出，一种是潜藏在体内的。
结合这样的定义，再看看《欢乐喜剧人》上白凯南的表现——对不起，确实膈应到你了。而之后爆出，他抄袭脱口秀演员张博洋段子的新闻，才让人不禁莞尔一笑。
这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悲哀吗？已经没人去探讨这些有关“尊严”的命题了。白凯南不是第一个“抄作业”的，在这个圈子里，克隆、模仿、嫁接、粘贴……几乎时尚得如同一个产业。
白凯南的尴尬，衬托的或许是《欢乐喜剧人》的堕落。早在第三季时，这个节目就已经暴露出，后继乏力、缺乏新意的问题。
与之相应地，喜剧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多，但大都摆脱不了克隆、模仿、抄袭的痕迹。即便是赵家班的《乡村爱情》和《刘老根3》也没内味了，中国的喜剧市场弥漫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管看什么，总感觉在哪里见到过。
01
“过去业内有个说法，不想上舞台的相声演员，不是好相声演员。”方清平曾在接受《贵圈》采访时，如此说道。
早期喜剧行业内能有这样的共同认知，一切都起源于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相比于第一次举办时的仓促，这一年舞台新增的语言喜剧节目，凭借幽默的表演在诸多节目类型里脱颖而出，成了当时晚会的重头戏。
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市场上常见的虚假策划，在8分钟内让观众大笑26次；陈佩斯和朱时茂用作品《吃面条》开创了舞台小品的先河。此后冯巩一句“我想死你们了”连续说了32年，老太太赵丽蓉唱着“唐山rap”上线，蔡明化身成了“毒舌女王”，郭冬临成了舞台最有“福气”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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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有名，当属“炮捻子”赵本山。由于他的舞台节目多在晚上11点左右，“看完本山去放炮”成了无数家庭的默契。
2009年，赵本山带着穿苏格兰裙的徒弟小沈阳登上舞台。此后，他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也在这时候，以微博、微信为主要渠道的移动社交时代来临。
之前是舞台制造流行语，但从那时开始，舞台语言类节目开始蹭网络流行语的热度。
成功的段子手和成功的喜剧演员，都有强烈的可辨识度，其主题与风格都已固定成形。2012年，有品质有笑点的原创段子手利用微博平台，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利用段子掘到第一桶金的，是福建人尹光旭和他的投资者蔡文胜。他们通过收购，一度控制了微博粉丝排名前50名的草根账号中的半数，其中冷笑话精选、微博搞笑排行榜、我们爱讲冷笑话都是段子账号。
2011年，仅“微博搞笑排行榜”一个账号，年利润便高达1500万元。这些账号的运营者，是坐在厦门软件园给蔡文胜打工的雇员，他们生产的方式是抄袭。段子的创作者们，此时既无法保护自己作品的版权，也无法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变现。
尹光旭从未想过做原创内容。他在接受《创业家》杂志采访时说，“自创就把自己局限掉了，把资源整合到这里来，用户要什么给什么，这不就是商人的理念吗？”
这一颇有“见地”的说法，与一个韦姓编剧不谋而合。同样在2011年，他根据国外的《老友记》《生活大爆炸》《摩登家庭》《IT狂人》等“爆款”，推出了《爱情公寓》的第二部。
《爱情公寓》的持续走红，让中国喜剧彻底断档，没人再去自己创作。“这个好笑我用一下”，成为国产喜剧市场的第一准则。
《爱情公寓》系列，让人认识了导演韦正，翻译汪远。他们带来过多少感动，也带来了多少痛心疾首，演员的表演挑不出毛病。
束手无措的是，剧本不是原创。
B站UP主残狼之卑扒出《爱情公寓》的所有抄袭
02
要论喜剧编剧这个行当，梁左是绕不开的一座大山。
1993年，英达的一部《我爱我家》，透过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以及他们的邻里、亲朋各色人等构成的社会横断面，展示了一幅当今改革大潮中大千世界绚丽斑谰的生活画卷，由此奠定了情景喜剧的基础。
当年拍《我爱我家》，英达原本找的王朔商量剧本，但没多久王朔突然要离开并让他找梁左，当时英达就懵了，因为在此之前梁左只写过相声。但王朔却打下包票，说，“他没问题。”
梁左当然没问题，他为大7岁的姜昆写剧本，第一部作品就是《虎口遐想》，一出来就是巅峰；开始写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也成了巅峰。
用段子讽刺都是其次，梁左最厉害的是剧本中的人物塑造。他的段子为角色性格服务，为故事服务，而不是为搞笑而搞笑。段子的新鲜劲过了就不再好笑，唯独人物，才是越品越有味的。
在北京台的舞台上，《我爱我家》剧组重聚，宋丹丹感谢梁左，说他才是剧的本。
在《我爱我家》第61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集中，曾出现过一个刚从中戏表演系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他叫吕小品，在剧里扮演崔秀芳的儿子崔大壮。
那时候没人想到，十年之后，他的一部《东北人一家人》，让人记住了牛小伟的一家，还有那句：
翠花，上酸菜。
不过大部分不知道的是，在拍完《东北一家人》后，他和英达一起还推出过一部《网虫日记》，有名的不是演员，而是两个编剧：一个叫做宁财神，一个叫做俞白眉。二人联手导演尚敬，推出了一部“后无来者”的《武林外传》。
但从《武林外传》之后，宁财神好像江郎才尽一般，写了一个《龙门客栈》，却被人评为“段子越来越像是微博拼接”，甚至有人喊出“微博毁了宁财神”。
这似乎有些无可奈何，用宁财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武林外传》如果放今天也不会怎么样”，“喜剧到了‘末法时代’”。
曾经的榕树下“三驾马车”之一，那个“泡上两壶咖啡，准备三包烟”一晚上就能写一万字的宁财神，如今满是抱怨。他说，在这个时代写喜剧就是在对抗全世界的段子手，一个人当然是成功不了的，轮到你的时候只剩甘蔗渣了。
说到底，还是剧本出了问题。
03
2015年开始，《欢乐喜剧人》推出第一季，但评分却一路下滑。互联网时代，资本和平台希望总能玩出点“新活儿”，但过于密集的创作，也是让喜剧人苦不堪言。
贾玲团队的编剧孙集斌曾向媒体抱怨，“一周一个小品，有悖于一个好作品的创作规律。”岳云鹏在参加第二季的时候也说，每周一个新节目，一季12期就是12个，太累了。
要知道郭德纲，其实也在说着十多年前创作的节目。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脱口秀行业，一个5-7分钟的段子，可能要用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来创作，但《吐槽大会》每周一播的方式，却让不少观众觉得“老梗不断”，而评分也从7.6，掉到了6.2。
即便如此的泥沙俱下，喜剧市场却是越做越大。德云社从只知道郭德纲于谦，到现在的德云女孩带荧光棒听相声。笑果文化用一年的时间推出一个“talking”（脱口秀大王），而在国外，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要经过5-10年的磨练才能独当一面。
顶着“抄袭”的帽子，《爱情公寓5》依旧顺利上线，新出来的“诸葛大力”成了新一代的“宅男女神”。
喜剧市场迎来了一个好的时代，钱好挣了，但留给喜剧人思考的时间却不多了。
在《欢乐喜剧人》现场，白凯南自我评价说，他的“表达能力一般”。这句话的潜台词也许是——不是我想抄，而是你段子好，我不得不抄。
所以，都怪你们的段子好，不怪抄袭的我们了。
一、参加饭局，千万不能把同事当朋友，什么话都对他说，有你后悔的
现在的饭局，就像是一场表演，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在那里演戏。
既然是演戏，我们心里就要清楚，在什么样的场合，该说什么样的话。
可是由于演技的差异，有的人可能乘兴而归，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而有的人却大失所望，赔了不少笑脸，事情还没有办成。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参加饭局也是如此。
不要以为那些在饭局上游刃有余的人，都是天生的，其实他们也是通过无数次的刻意训练，才能做到今天这样收放自如。
所以啊，如果想要通过请客吃饭，来把事情搞定，就必须要掌握一些饭局上的潜规则才行。
1、和同事吃饭的忌讳
很多人都有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同事就是朋友。
如果这样想，那只会害了自己。
每个人在工作中，肯定都是想往上爬的，说不想升职加薪的，只是感觉没那个能力而已，只要有机会，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但领导的岗位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想往上爬一步，要经过非常惨烈的竞争。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看出，我们和同事的关系是带着竞争的。
可能有人会说，自己不愿意去争，但你能够保证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吗？
所以啊，在饭局上不要和同事谈论一些隐私话题，更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去抱怨自己的领导和其他的同事。
也许你今天刚抱怨完，明天就搞得全公司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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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注意的地方
就像上面说的，不要去讨论别人的坏话，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参加饭局时，还有4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喜欢打断别人
不管你认为对方说得多没有道理，但只要你打断了他，那就会让他对你不爽。
毕竟每个人都是爱面子的，不可能在你的面前承认比你差，更不能接受中途被打断这种没礼貌的行为。
第二、指出别人的错误
很多人都控制不了喜欢显摆的欲望，不管在哪里，都想显得比别人牛逼。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就算是别人错了，但你就一定是对的吗？
就像有人说榴莲很好吃，可你之前吃过，认为太难吃了，然后双方在那里争得面红耳赤。
正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完全就没有意义嘛。
再说了，大多数人即使知道错了，但也会死鸭子嘴硬，不可能承认的，而是会找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第三、打听别人的隐私
刚和别人聊几句，连最基础的信任都没有，就不断去打听别人的隐私，比如年纪多大？有没有结婚？住在哪里？
这些话题，可能别人并不想说，但你一再追问，只会让大家都尴尬。
也许人家回复你了，可能也是用的假话来敷衍。
所以啊，不要傻傻的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四、开玩笑没有分寸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那种喜欢讲黄段子的人。
如果彼此都非常熟悉，说一点过分的笑话，倒也无伤大雅，还能调节一下气氛。
可在饭局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开一些没有分寸的玩笑，只会让别人感觉你没有素质。
3、饭局环境的选择
虽然参加饭局是要吃饭的，却不仅仅只是为了吃饭，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宴请重要的客户，即使饭菜口味再好，但环境太差，那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甚至还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场合与之匹配。
第一、非常重要的客户
如果对方是非常重要的客户，而且对公司的贡献也很大，合作得非常愉快，像这样的客户就是财神爷，在宴请他们的时候一定要上档次。
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好不好吃，那是次要的，关键是吃饭的环境，一定要非常有逼格。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那些逼格高的地方，饭菜的口味也许还没有路边摊好吃。
但谁都清楚，去那样的地方吃饭，根本就不是冲着口味去的，而是代表一种身份和地位。
第二、接待潜在客户
有些客户虽然现在没有成交，但是有这种需求存在，可公司毕竟也是需要盈利的，如果对这样的客户，也投入很大的成本，可能并不是那么划算。
所以对这种潜在的客户，最关键的还是要舒心。
也就是找个双方能够放下戒备，敞开彼此心胸的地方吃饭。
只有如此，才能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必再藏着掖着，拿到台面上来说。
第三、对老客户的照顾
对老客户的话，毕竟已经有过多次合作，而且也非常熟悉了，所以不需要有多大的排面，但最重要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在当下这个商业环境，如果只是不停的开发新客户，可能会非常困难，所以把老客户维护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虽然不需要很大的排面，但饭菜的口味一定要好，而且环境也不能太差，中等价位是很合适的。
如果和某些客户关系特别好，请到家中去吃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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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音袅袅 三世承传
我叫裴谷林，弟兄排行第三，小名三货，属牛，今年五十岁了。从我爷爷开始，我家三代六人从事说书，在平遥有些知名度。近些年，随着“平遥弦子书”项目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机会又多起来了，产生了新的影响力。因此我想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对家族往事，主要是我爷爷的故事和弦子书的传承，简单地说一说。
一
我爷爷叫裴广礼，平遥西戈山村人，因为上面有个哥哥裴广义，小名马儿，所以我爷爷的小名叫二马子，人们习惯称他为裴二马，光绪戊申年（1908年）生。我爷爷自小双目失明，父亲早逝，生活困难，所以在十六岁上（本文叙述年龄均按传统说虚岁）拜中汪村郭为斌（小名辛未）为师。郭师傅不是盲人，以泥匠为业，但十分爱好说书，他的师父是曹壁村温明常（小名官儿）。据前辈传说，温师傅艺术超群，能说“六十二本半书”，关于他的年龄。我问过他的重孙女，说温师傅大约死在1940年，活了60岁。
我爷爷拜师郭辛未，第一年学艺很不用心，在师傅家半年，毫无长进。年底郭师傅送他回戈山时，告诉了我的老奶（曾祖母）。我老奶中年守寡，是个很刚强的女人，痛骂了我爷爷一顿，说：“你自家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说书一条出路，我花钱供你学艺，你就学成个这！”情急之下，把我爷爷赶出家门，正是数九寒天，我爷爷在村里的磨盘跟前转悠了一天，不敢回家，被我村一个头面人物看见，问明缘由，送回家中，把母子两人解劝一番，并且让我爷爷作出保证。
从此我爷爷痛下决心，刻苦学艺，四年出徒，背起一把三弦，开始了他50年的说书生涯。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常到东南乡的邢村（今名喜村）毛家、赵村董家等大户门上说书，一来是他基础打得扎实，二来是脑子灵活，善于临场发挥，很受财主们的赏识。据我奶奶说，有一年我爷爷从正月初一一气说至腊月根底，一天挣一块现洋。此外，他还通晓晋剧音乐，曾在细腰儿（今名龙跃村）传习，就这样“走红”，挣了几年钱。后来的情况就糟糕了，先是日本人，后是二战区（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属于第二战区，抗战胜利后延续这一称呼），我爷爷四处奔波，生计艰辛不说，连生命安全也不能保障。有一次，我爷爷在桑村（今名兴旺村）遭遇了日本人，有人认得他，说他“通共”，当下就要活埋，土埋至腰上了，队伍里的一个中国人说了些好话，才落下一条命。
记得是2002年，我在城隍庙街问询赁房子，在一家院里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得知我是戈山裴二马的孙子，指着一间房子告我：“你爷爷在这间房子的梁子上吊过。”这件事我奶奶也曾说过，二战区时候，不知因为甚事情，大概还是因为“通共”，把我爷爷抓了，严刑拷打。当时村里传言，我爷爷已经被钉死在城墙上了。释放以后，我爷爷对家里人提起这段经历，说当时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又托人找了关系，终于躲过一死。然后他被关在教场街的“学艺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改造，他是个残疾人，不能劳动，带着三弦，根据别人聊天的情况，编出了《坐学艺室》，解放后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后话。关押在学艺室期间，据说是爷爷给县长尹遵党的儿子算了一卦，很灵验，尹少爷大为高兴，就把我爷爷送出了城。
解放以后，我爷爷参加了文化馆，到处说书，名气比以往更大了，这期间主要的创作是《邢村案》，讲的是女方父母封建，拆散恋爱，导致女儿忧思成疾，郁郁而终的故事。大概是宣传《婚姻法》期间编的吧。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很少出场了，尤其是在南羌村，被儿童评论为“这老汉不会说书”后，就专以授徒为业，于1979年初冬病故，终年72岁。
最后介绍一下他的弟子，除我父亲和三叔外，我爷爷还教了十个人：第一个是遮胡村霍履海，小名四儿，眼瞎腿瘸嘴歪，绰号“施不全”，学艺不到一年，天赋不佳，从未登台，凭着力气大，在村里以帮人推磨为生。第二个是东郭村的刘仁贵，在音乐方面不开窍，他学艺有个笑话。老前辈传艺，念的是工尺谱，一句“五六工尺六六上五六上”，仁贵记不住，我爷爷截出前三个音符“五六工”，第二天问他，就成了“武牛生”。仁贵后来以算命为生，倒很有些名气。然后是源神庙王希贤（水儿）和赵壁的张银文（虎生），他们都是1949年拜的师，后来常跟我爷爷登台演出，算是“上席徒弟”（佼佼者）。再有就是梁家滩的梁春文（拴儿）和偏城的侯开增（二小），这两人也是同时拜师的，二小还健在，85岁了。下来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期间收的：邢村毛光明、双井孙生智（白福子）、梁坡底张锁子、介休充村王永胜（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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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的父亲叫裴赴春（亦作“芙春”），原名裴显栋，以小名“旺儿”出名，1945年生，属鸡。他小时候有些实力，念书念到高小毕业，眼看实在不行了，才辍了学。起初他并不爱好文艺，甚至反感说书，先后学过医、学过木匠，由于身体原因，16岁上才正式学起说书。学了两年，有一次因为贪玩，被我爷爷训了一顿，他偷偷拿走了我爷爷的三弦，带了一本《薛刚反唐》，离家出走了。当天走了四十里地，到了段村镇枣林村，唱了几个小段子，人们听见可以，问他会不会说长书，他说会，其实是不会，于是白天突击看《薛刚反唐》，把大致情节记下，编上些词句，黑夜就开始表演，竟然一连说了十几天，才回了家，我爷爷已经得知情况，嘴上没说，但心里对我父亲表示认可。
此后我父亲独立说了一两年书，进到文化馆，因为他识文断字，又喜欢编编写写，改编了《贾进才开石》《白求恩随军疗伤员》等节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然而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的名声是197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开放，许多从前不能说的书慢慢解禁了，商业演出也随之兴起，我父亲很有头脑，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从说书价格的变化，或许能说明一些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从1980年开始，每人每场挣五块钱，那时的五块很值钱，一盒不错的纸烟才四五毛钱；1986年我正式登台，正月初四在南西泉说书，一个人一场九块钱，外加一盒纸烟，那次连说了九天《五女兴唐传》，收入真是可观；第二年涨成一场十块，第三年就成了十五块。三年两个台阶，足以看出那时候说书的火爆程度了。
大概从1982年开始到1990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说书的场子一家接一家，车接车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那时，《小八义》《薛刚反唐》等武侠类深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想到了卖录音带。从1986年开始，我们和李日胜（丑儿）分别买了两台录音机，星球牌双卡的，一台六百多块钱，主要是录小段子，像《接婆婆》《回娘家》《张老汉嫁女》《太平箱》《夸土产》这些段子，一盘卖十块钱，开头几年销路不错，后来社会上转录的人多了，一盘三两块钱就能卖，我们也就不录了，停止的时间大概是1991年。也正是那一年，我父亲离开戈山，进城发展了。
我父亲对说书的贡献，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是固定了演出的剧本，编写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小段子，以前的老师傅只注重成本大套的长书，对小段很不在意，即兴发挥的成分多。我父亲整理了以前留下的，自己又编了不少，把情节、词句固定下来，既便于教学，又便于流传；第二是净化了舞台，他很注意穿着打扮，即便在困难时期，穿补丁衣裳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对于我们三兄弟以及和他同台的晚辈，他也总是这样要求。再者，他注意用语的文明，对一些脏乱差的内容，都作了删改或重编；第三是他能与时俱进，从前说书，一个人就用一把三弦，两个人就是三弦加四弦（四胡），所谓“三弦的骨头四弦的肉”，这当然是根本，三四个人再加上二胡、笛子，也就够可以的了，但我父亲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扬琴、吉他等乐器，甚至用过小提琴，虽然后来发现不合适而放弃，但这很能体现他刻意求新的性格。
三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12岁上学艺，之前父亲不让学，说等变声以后再学，但我从小喜爱说书，父亲不在家时常常自己哼唱。十二岁那年的一天，记得全家人正在听录音，我三叔裴显梁说：“三货，听了多少遍了，你能不能跟上来一段？”我就放开胆子唱了一段，三叔很高兴，对我父亲说：“老大，这可是个好苗子，不敢耽搁了。”我父亲才开始培养我说书。我的学艺过程相对顺利，因为喜爱，所以不用人催。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喊嗓子，先从低到高喊音阶，再唱简单的词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个习惯我坚持了三十多年，感觉大有好处，现在我每天晨练还要喊嗓子。嗓子打开之后，父亲开始教我弹三弦，这是说书乐器里的“元帅”，弹得差不多了，腿上再绑小镲、竹板，与弹奏同时进行，练习协调能力，然后是四弦、笛子，各样乐器都让学一学。这其中我三叔也下了很大心血，他的乐器得过名师的指授，比较全面。
我从1986年正式登台，至今从艺36年，其间也教了几个徒弟，正式的弟子只有一个，黑城村人，叫王俊伟（小名威儿），在2002年跟我学了一夏天，只演出过一次，觉得条件不合适，后来就从事了按摩。大阎村、东庄一带的五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也跟我学过，只是爱好，终究半途而废了。
近几年我成立了“平遥弦子书尊缘堂说唱团”，带领的几个人，每年能接一些表演活动，虽然不比当年的繁华，也算在坚守中传承吧。
我希望平遥弦子书这朵艺术之花常开不败。
□执之（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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