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道光九年十二月间的一夜，北京上空云压得低低的，黑中透些诡异的暗红，风打着呼哨盘旋，天色看来要下雪。甫交戌时，城里各处商铺摊贩便都歇了业，大街顿时显得空旷寂寥。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断捧着热气腾腾的烤鸭、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么的往厅堂里送，主人正在那里宴客。
上席坐着的是位清癯老者，寻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场人物，神情也很是谦逊随和，但陪客的众人却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里大大有名的医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为恒家出诊，一帖药下去没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着唤饿。恒府阖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间清任三句不离本行，说的多是些行医的病例和心得。几巡酒下来，他有了些醉意，长叹一声：“我已过花甲，时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众人忙问是何事，他开始不肯讲，说是怕坏了大伙胃口，后来经不起一再追问才道：“我方从医，便有志愿，希望能明了人体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瞎子夜行啊。多年来一有机会便观看凌迟行刑，甚至到乱葬岗观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尸；到如今对内脏形状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对膈膜一物始终不能详解，年事日高，每当想到此处总觉不安，甚是苦恼啊！”
众人顿觉倒胃，但席间一人拈须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许在下倒可以帮上几分忙——我当年带兵镇守哈密时，所见诛戮甚多，别的见识没有，对此物却有几分了解······”
话未说完，王清任已是离座而起，走到这人面前毕恭毕敬做了一个揖，口里连称讨教不绝，未了长长舒口气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终于有望完满······”
灯光下，众人分明看见老医生的脸颊微微颤抖着，两眼似乎有些晶莹。
次年，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终于刊行。
《医林改错》分上、下两卷，三万余言，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改错”，王清任认为前人医书言脏腑多与解剖形态不符，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于是他根据平生观察研究，一一绘制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另一内容则是他对人体气血理论的独到认识。
《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几百年来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后人对其气血学说崇信者甚多，引起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脏腑理论上。此书一经刊行，便在医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众多名医的激烈攻击，说什么王清任是个“不自量”的“狂人”，所谓“《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几乎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怀疑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人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更多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Doctor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会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体缠上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着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要紧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取代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一种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到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
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现在看来，王清任是在不自觉间，偏离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中医轨道，靠近了西方医学的研究道路。于是这场尚未完全结束的争论，体现出了中西方医学间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西方现代医学与中医根本的不同点在于，它们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医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有条不紊，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着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连左右腿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类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具体到诊疗上，中医整体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认为脏与腑功能互为表里，如心的功能与小肠相关；而所有内脏俱有显示于表面的外候，如心有病变于面色舌尖等处都可反映——既然是整体，便定有联系。
这种说法，外行定然觉得难懂，但其实也好理解。如老中医看病，上下打量一番后，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常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火眼金睛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应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
在我看来，中医的气魄要比西医大得多了。中医不仅仅把人体看成是个统一整体，更是把这个人体纳入了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就已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很多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历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得多多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如此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他们的科目分得很粗，他们很有自信，一通百通，尽管各有专长，但不懂全局的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知晓天文人事，如此便是做个宰相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如西医那般恨不能把自己缩成细胞大小，学孙行者钻入人身，力求一样样看得仔仔细细明明白白，在视天下万物为一体的中医看来实在是眼光狭隘、太小家子气了。如此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局，定然功效有限——他们自己的强项，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着一头牯牛走。
一切科学的背后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东方文明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与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西方文明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几十亿年的地球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区区几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像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底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也可以说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异照样可以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异。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不大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杰出些人物的心血来潮，或也许是一个永远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中国文明的眼光看得远，胸襟广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全面确实很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东方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如同用相同数量的丝线织布，织得大了必定疏薄，小了必然细密。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你就不嫌累赘吗？
这种思维方式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比较踏实——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的是过程。他们宁愿用过程推断出结果也对直捷明了但没有验证的的结果不放心。
但起初也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有人也曾做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其实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纳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纳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
这种思维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医学，尽管能够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在世世代代轻视过程的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说不上道理，并不代表就是荒谬的。倒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次次证明了中医具有的科学性。比如对盲肠的看法：从前西医经过严密的解剖研究，没发现盲肠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为退化未尽的无用器官，一有病变便随便割去；而中医既然认为人体是一整体，则每一物在整个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肠也不例外。事实是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声明他们发现了盲肠有解类固醇的作用。
还有心的思维功能。这本是西医嗤笑中医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证实大脑才是人体思维中枢，心脏不过是运行血液的动力泵罢了。可近年来心脏移植后病人的性格变异，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医家重新审视中医关于“心主神志”这句话。
任何科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便得从经验阶段上升到实证阶段，也就是说，中医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试验一点点追溯出致病原因和产生疗效的科学解释。
这对中医其实很有必要。中医的法宝是中药，然而几千年来，所有医人对中药的认识都来自于前辈和自己的经验。从满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发现其治病的特点功效，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虽然知道了这味药对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经验阶段却绝对不可能了解究竟是这株植物中什么成分起的作用。
都说中药起效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无法提纯精炼，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树皮一锅煎了，捏着鼻子咽下去，让其自行发挥——精华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医中药在国际上发展不乐观，无法确知有效成分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势必先得了解人体的致病机理、病毒和药物的化学成分、人体的吸收代谢过程······
这就是中医这串长长的多米诺骨牌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中间那一段；或者说，那只被先人遗弃的渔筌。
又或者直接说，那些神秘的脏腑。
由探索中间这段骨牌开始的路，其实是中西医走向会师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经验和技术相互提携，功力的进展将是以几何倍数增加，必将激起滔天巨浪，联手荡涤那凶顽狠毒的病魔，开创出一个健康时代；
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终有一日，地球将合并中西优势，真正浑圆一体，共同迎接着人类下一个崭新的纪元。
其实历代也曾出了一些想搞清这段骨牌的人，毕竟真正达到一定高度的医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不说对照实物来验证古书正确与否，起码也可以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以中医的解剖形态学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进步。然而实在是太缓慢了，几千年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
直到王清任的出现。
作为一个名医，他当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领域对崇古因循的医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这一生事业蕴涵的重大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学上的贡献，其实远远小于在探索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只是凭着一个医人的责任心，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着力所能及的修正。
“前人创建医书，脏腑错误，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
于是在千年的权威、历代的圣贤重压下，他努力挺起胸，按着自己亲眼所见，一笔笔细细绘来；面对着预料中的责难，他坦然一笑：
“余不避后人罪我，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唯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医林改错》刊行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着依然散发着墨香的《医林改错》，心中感慨万千。几十年来无数次流连秽场的经历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鼻端隐隐闻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气，顿时他憔悴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他连忙挣扎着微微摆头，目光移到手中的书上。
良久良久，他的脸色平和下来，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丝微笑——他似乎听到了病室中奏起庄严的梵乐，满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云在身边围绕。
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宁静包围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浊世的痛苦与疲劳。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医王清任殁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
最后，让我们记住那个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刊行，标志着人类在中西医会师的漫长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200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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