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红利下，演员比其它职业更容易捞到好处，片酬动不动就千万上亿，令普通大众眼红心热，再加上各种代言，收入更是普通人不能想，不敢想的事。
只是名利场多分扰，很多人都会在成名后迷失自己，在欲望的驱使下，道德约束越来越小，最后践踏法律，有锒铛不听话的，有被罚款的，有被雪藏的，落得个冷冷清清，甚至凄凄惨惨的下场。
但有一些人，总能在成名后，不忘初心，坚持以作品说话，坚持自己的人生底线，不赚不该赚的钱，除了演戏外，他还是他，那个曾经的追梦人，比如李雪健，陈道明，葛优，王志文等等。
在这一群人当中，王志文绝对又是一个另类，他感情丰富，潇洒多情，一生放荡不羁，与其有感情纠葛的女神，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他讨厌媒体记者，从来不给面子，用记者递来的名片包嚼过的口香糖，朝着偷拍他的记者数中指，记者曾一度联名要抵制他，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样的人，你以为他是天才，其实不然，在演艺这道路上，也曾受过许许多多的打击和磨难。
差点被车祸左右的人生
王志文，1966年出生于上海市，有两个哥哥，在13岁前，除了受哥哥一些正常兄弟间的欺负外，一切都顺心如意。
本是家里老小，成绩又好，还颇有文艺特长，是家中最得宠的孩子。
在他很小的时候，无意间被导演选中出演过一部影片《中学生行为规范》，他扮演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这次出镜，并没改变他的梦想，他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父亲十分爱他，还特意替他收集过海军服上的铜扣，母亲又将这些铜扣缝在一件衣服上，他喜欢极了，常常穿在身上，学着军人的样子，昂首阔步的在家里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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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在13岁这一年戛然而止，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身，年少的他，感觉整个天都塌了下来，而真正感觉天塌下来的是他母亲，因为丈夫的离世，家庭的所有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从此母亲脸上的笑容少了，更多的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
三个孩子，上学开销很大，很快王志文的大哥，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帮助母亲供两个弟弟上学。
中学正当叛逆时期，王志文爱上了表演，刚好青年宫有话剧班的课，没钱的他，常常逃票坐车去上话剧课。
课上十分认真的王志文，很快被老师注意到，高中毕业，青年宫的老师建议他去成都考表演，机会大很多。
他知道家人不同意他走上演艺这条路，想要拿钱去成都参加考试，不用想母亲也不会同意。他知道大哥疼他，所以偷偷找大哥商量，大哥本不同意，但见他一腔热血，两眼放光，不忍心看到他失望，虽然不同意，但最后还是拿钱给他，并叮嘱他注意安全。
他朝大哥点了点头，就独自一人前往成都。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他拿到成都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回到上海，还没来得及高兴，生命中的又一场车祸，差点让他错过高考。
他与朋友在街上闲逛，一辆失控的汽车朝他俩冲了过来，与他一起的朋友闪得及时，只受了些轻伤，而王志文却被汽车撞倒在地，身上多处骨折，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大哥赶过来照顾他，望着周身包裹着白色纱布的他，心疼不已。
王志文躺在病床上，两眼只能看着医院白色的天花板，心中哀叹，人生太不公平。
眼看到了考试的日子，他依旧没法起身，梦想成空，一切都如泡影，无耐、痛苦，甚至有些绝望，再加上稍一活动，身上的伤钻心般的疼痛，悲从心中来，就着夜色，痛痛快快的哭了起来。
抽泣的声响惊动了大哥，大哥从梦中醒了过来，安慰他，他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但心中那股倔劲又升了起来，他坚定地告诉大哥道：“我要参加高考”。
哥哥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你现在伤成这样，怎么参加得了，还是好好养病，来年再考。
王志文不想再等，就算躺着也要参加高考，大哥出于安全考虑，如何也不同意，还特意找来了医生，但王志文坚持己见，一定要参加。
大哥见说不动，也只能随他，后来联系了他的老师，想尽了办法，教育局上下通融，才让他如愿。高考那天，奇特的一幕出现在考场，四人抬着一人奔赴考场。
他这股子不服从命运安排的犟劲打动了上苍，他的高考成绩优异。
情场得意而演艺受阻
林燕妮曾写过一篇散文叫《一见杨过误终身》，但顶着主角光环的杨过，长得剑眉星目，在金庸的文字里，已经超出帅的范畴。聪明睿智，受女性爱慕也在情理中。
王志文长相如同路人，帅是个礼貌用语。瘦高个，眼袋很重，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一见之下，很难倾心。
可是在他的一生之中，一个个女神前仆后继想成为他的人生伴侣，而他从不怜香惜玉。直到42岁，才找一个小他15岁的女孩结婚，真是出乎意料。
王志文刚进入电影学院的时候，也曾自卑过，但这种情绪很快消失不见，因为他个性放荡不羁，再加上有副带着磁性的好嗓音，很快就获得女同学的好感，再加上笑起来，那口洁白的牙齿，为他加分不少。
入学不久，一场恋爱，拉开了他的爱情序幕。
女生叫林芳兵，是大他两届的师姐。
林芳兵曾是南京艺术学院的中专生，学的是戏剧专业，在进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已经演过不少戏，已有不小名气。再加上身材高挑，气质出众，就算是在北影，也是女神般的存在。
林芳兵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原籍浙江宁波，与王志文算起来，也算半个老乡，而就是这半个老乡的关系，让王志文成功的追到了这位师姐。
两人曾在电影学院里花前月下，月亮和蚊子曾见证了这场恋情。
然而好景不长，林芳兵演出不断，又比王志早两年毕业，这段恋情很快就因距离产生分歧，最后劳燕分飞。
情场失意，王志文的事业并没迎来转机，表演屡屡受挫，同班同学嫌弃他演技差，甚至在表演课堂上都不愿跟他搭档。
但他天生孤傲，并不将这事放在心里，想着自己的未来会成为影帝，眼前这帮人，焉知他的鸿鹄之志，转而高昂着头离开人群，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
然而，真正的打击随之而来。
一次试镜，他幸运的被导演相中，当他兴高彩烈来到剧场，拍他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时，当众被导演拨来一盆冷水。导演毫不客气地对他说道：“你根本当不了演员，我选错人，我得换。”
电影学院的学生，被导演一言否定演技，这打击比被人破口大说更难以接受，
王志文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还没等他恢复情绪，又一次打击向他袭来。
而这一次打击他的是当年面试录取他进入电影学院的老师，在一次与老师的聊天中，老师无意中道出录取他的理由：
“我们招你进来，不是觉得你真的可以做个演员。是因为你的文化课不错，字写得好，我们想让你当老师。”
接连这样的打击，既便是王志文也有些辣眼，梦碎一地的他，除了努力学习外，也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
二十多岁他，深刻的体会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
中戏的魅力男老师
既然未来被钉死在老师这条路上，何不先行放下梦想，谈场恋爱来得真实，很快他就认识了一位想考电影学院的模特潘婕，有着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
王志文为了追求她，跑到潘婕的香闺，给她辅导功课。
王志文不出声还好，一出声，便多了一个让人情动的缘由，潘婕很快成了王志文的枕边人。只是随着女潘婕艺考失败，与北影失之交臂之后，又误打误撞的进入演戏圈，凭着其身材长相，片约不断，这让王志文这个科班学生有点尴尬。
演戏成了隔在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很快两人的感情就淡了起来，最后不了了之。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22岁的王志文，被分配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工作，也正式成为中戏的一名老师。
从学生到老师，这种角色的转变，并非他所愿，所以在中央戏剧学院，他并没有收起自己的个性，反而变本加利的任性到底。
留着彼肩长发，一幅玩世不恭的样子，讲起课来，信马由缰，将故事和课都讲得十分精彩，加上一口好看的牙齿，磁性而充满质感的声音，一时间，他的课，人满为患。
而在他的学生当中，又以女学生居多。
在众多女学生中，有一位名叫徐帆，一位叫江珊，后来都与王志文有过一些感情上的纠葛。
先说徐帆，还是学生的徐帆，被王志文迷得神魂颠倒。
18~9岁的徐帆，正直情窦初开，爱情大于一切。她不顾一切，疯狂地追求王志文，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这话不假，在徐帆的几次示爱下，王志文沦陷，两人住到了一起。
王志文本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最怕被束缚。而徐帆爱得热烈，除了上课时间，其余时间都守在王志文身边。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一长，王志文辣眼这种没有私人空间的爱情，开始不耐烦。徐帆越是想得到王志文的爱，越想将其束缚在自己的身边。就这样，两人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青春，最容易挥霍掉爱情，王志文也不例外，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王志文粗暴的将徐帆赶出了家门。
徐帆哭着回到了宿舍，对于她来讲，那是个无情的夜晚，她恨王志文，连同恨起那些所谓的翩翩公子。
在她痛苦，无法自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走到她的身边，他就是冯小刚，那时候的冯小刚，还是京圈大哥王朔身边的一个小马仔，长得丑，还想得美。
曾看过一则笑话，说青蛙与癞蛤蟆的区别：青蛙只会坐井观天，而癞蛤蟆却想着吃天鹅肉，青蛙目光短浅，癞蛤蟆志向远大，所以，青蛙被人们弄上了餐桌，成了一道菜，而癞蛤蟆却成了金蟾，被人高高供了起来。
冯小刚虽然长得丑，但却有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成为导演，开豪车，娶美女。而上天给了他一个趁人之危的好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最终抱得美人归。
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龙套生涯
一心想要成为演员的王志文，放下中戏老师的身段，开始接一些龙套角色，在跑龙套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他教过的学生，但他并不在意，在学校是一码事，在片场又是另一码事。
这龙套一跑就是四年，也算尝尽了人情冷暖，终于在1991年，作家艾芜（汤道耕）将自己南行至云南缅甸的人生经历写成剧本，再由潘小杨导演将其拍成电视剧。
王志文获得第一次出演男主角的机会。王志文来到剧场，女主角是许晴，1969年出生的许晴，正值青春好时节，温柔端庄，气质如兰。
许晴的曾外祖父熊文卿是湖北省最后一位参议长，担任过“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曾变卖所有家产捐给辛亥革命，是黄兴的好友。她的姥姥和小姨、姨父都是外交官，妈妈是总政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爸爸则是贺龙将军的警卫员。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许晴养成了外柔内刚的性格。她爱好文艺，从小就是个美胚子，11岁就开始演戏。
长大后的许晴，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
天性潇洒的王志文，见到如此漂亮又有气质的姑娘，怎能不爱，只是那时的电视剧还在追求质量，集数能少则少，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没能突破欲望的界线。
爱情还没收获，演技却得到业界的认可，他凭借着《南行记》出色的表演，获得第2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男主角。
从此进入拿奖拿到手软，红毯走到腿软的牛X一生。
次年，再度与许晴合作了京圈导演赵宝刚的电视剧《皇城根儿》，两人再度合作，随即进入热恋之中。王志文爱情事业双丰收，他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还征服了京圈这位执导过90年最火的电视剧《渴望》的导演赵宝刚，也为他真正大红大紫埋下伏笔。
大红大紫和浪子爱情
1992年，赵宝刚执导由王朔《过把瘾就死》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女主角是人美歌甜的江珊大美女，而男主角是赵宝刚指定的王志文。
《过把瘾》再次成了当年最热的剧，而王志文和江珊也一同大红大紫起来，两人在剧中是一对欢喜冤家，王志文潇洒但嘴贫，江珊美丽而有小性子，两人斗嘴的精彩片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九十年代最火的荧幕CP。
我记得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中吐槽李雪芹和王建国时，说CP像期货，是没兑现的爱情。王志文与江珊就是如此，二十多岁合作《过把瘾》，三十多岁合作《让爱做主》，四十岁合作《人到四十》，两人还有约定，到七十岁时要再合作，在戏里白头偕老，不留遗憾。
两人还一同合作演唱过歌曲《想说爱你不容易》及《糊涂的爱》，也曾流行一时，后来江珊在音乐上成绩斐然，特别是那首《江南水乡》，家喻户晓。
王志文1995年曾出过一张专辑《宝贝》，销量不错。只是音乐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并没往音乐方面发展，而是专心致志的做他的演员，以他的歌喉，在音乐圈闯出一片天地也并不难，只是他并不是个喜欢贪多的人。
《过把瘾》收视率成了当年的冠军，事业顺利，而爱情却一言难尽，他与许大小姐的爱情，很快亮起了红灯，许晴从小被当公主宠着，多少有些公主病。王志文年轻血气方刚，在爱情里，他不是王子，也不想做王子，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生活中，都只想做个自由自在的浪子。
公主和浪子的爱情，注定天雷对地火，两人吵吵闹闹，像极了《过把瘾》里的桥段。
终于两人在合作《东边日出西边雨》后，王志文偷偷收拾了家当，逃离公主的城堡，回到了家乡上海，这段浪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也被切底画上句号。
扑朔迷离的恋情
回到上海的王志文，与江珊这个好搭档频频接触，江珊有着江南水乡特有的甜美嗓音和温柔多情的大眼睛，两人曾一度走得很近，只是爱过与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两人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好，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王志文还是那个潇洒浪子，浪子注重的是过程，至于结果，并没如粉丝所愿。
都说三十而立，然而浪子的本性并未改变，二十八岁才大红大紫的王志文，除了唱过几首歌外，连策划都没拍过。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到演戏上，也不管外界对他的评价和印象，他从来不在乎。
曾经有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不但不给面子，还因一时找不到东西包嘴里的口香糖，将记者递来的名片包嚼过的口香糖，丢到垃圾桶，他这一无礼的举动，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记者切底被激怒。
后来这位记者还曾联系了碰过王志文钉子的记者联名封他，然而他演技太惊艳，所以并没让记者得逞。
2006年，拍《天道》期间，因为中有女主脱去睡衣的一段。主演左小青，不是愿意，想让导演和编剧改掉剧本，导演和编剧都很为难。
后来左小青找到演男主的王志文，问他意见，王志文说：我深读过原著，这个片断很重，不可以改。
左小青才下定决心，也才有大家看到天道里，左小青上楼去换上睡衣，最后在王志文面前脱掉的那一段。
后来左小青说，是因为王志文她才答应脱，他俩的关系亦师亦友，亦或参杂着男女这间的情爱，但若即若离，说不清道不明。
在《天道》中，王志文那一段五台山论道，台词功底让人佩服，一段有些深涩的台词，说得如同自己心中的酝酿许久的感悟一般。
为戏得罪人
王志文在感情上花心，但对待演戏，一直都像心中信仰一般，不但自己不会马虎应对，也容不得别人当做儿戏。
2001年的时候，他曾出演过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芬妮的微笑》。最初之所以接这部戏，就是因为这个真实故事感动了他，一个外国姑娘追爱到中国，经历战争，贫穷等等困难，而感情始终不变的感人事迹。
然而导演却像机械一般地将这个动人故事拍成流水账，缺少情感流露和重点。
虽然他凭借着该电影在莫斯科获得最佳男主角，但他并不卖导演和编剧的账。
最后王志文履行合约将影片拍完，但在首映礼上，再也没法忍受一群人虚伪的夸赞电影好，直言不讳地炮轰编剧导演不行，说导演完全曲解了这个真实故事。
记者都夸他演得好，他黑着脸说：“演得一点都不好”。
记者反驳他道：“演得不好怎么能获得影帝？”
王志文毫不客气地说道：“这样一个角色都能获奖，莫斯科人都瞎了！”
作为主演，在宣传会上炮轰电影，导演和编剧，这奇怪程度不亚于他当年躺着进入考场。
投资方不干了，我出钱请你拍戏，你却来拆我的台。随即将他告上法庭，要求王志文赔偿25万的违约金。
虽然这事最后判王志文不成在违约，但投资方的目地达到了，那就是搞臭王志文，给他在业界没有生存空间。
但王志文还是那个无所谓的他，我任性，你随意之人。
浪子回头
在遇到妻子陈坚红之前，王志文还与田海蓉有过一段情，只是浪子没回头前，一切伴侣都成了炮灰。
都说四十不惑，而王志文的四十岁，终于浪子回头，再于遇到了二十几岁的陈坚红，终于没再耍流氓，正而八经的谈起了恋爱，这一次，他没有逃跑，没有任性，最终修成了正果。
有人说，王志文是爱她的钱，毕竟陈坚红是兰博基尼中国区负责人，年薪高达上千万。
但从他一路走来的迹像看来，他如果爱财，他完全可以多拍戏，又或者接拍策划，钱自然不会少。以他心中那种“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的观念，这样的想法，只怕站不住脚。
2008年7月1日，两人喜结连理，王志文也收心了不少，甚至一度减少了工作量，在家陪妻子和儿子。
在感情上浪子回头，但他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地放荡不羁。
一日酒驾，被记者拍到，他不但不避镜头，还恼怒地朝着记者竖起中指，口中亦不轻扰，对着记者一顿臭说。虽然后来他为了自己的任性道了歉，但其行为确实不可取。
他厌恶记者，但对待粉丝却恭谦有礼，在粉丝建的讨论群里亲笔回复粉丝：
2016年，王志文再度合作旧爱徐帆，在剧中，因为年轻时的不负责任，在老年再度重逢时，被徐帆劈头盖脸的一顿臭说，徐帆也算在戏里出了当年被扫地出门的恶气。
2022年的《叛逆者》中，王志文面色黝黑，头发也变得稀少，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然而只要一进入角色，他还是那个台词和演技之神，言行，动作，甚至在一些细微的小节点上，都一丝不苟。
岁月如梭，另类的王志文也渐渐老去，有了孩子和家庭的他，更加深居浅出，只是他与江珊约定的老年夫妻戏，希望能尽早开拍。
中秋佳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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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租屋、怀柔、北京与东北之间，我在寻找自己的空间 | 三明治
文 | 渡水崖
1
半年前，我裸辞了。在北京，我住在北三环，月租是3500元。如果作最坏的打算，我应该停止续约，尽快搬到偏远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
辞职是一个行为，背后有一副消费降级的多米诺骨牌，它让一切都变得麻烦。但还有比这更麻烦的：我决定向家人隐瞒这件事。我的家人遍布北京，父母在海淀上班，舅舅、伯父家都在朝阳，姥姥、姥爷住在怀柔，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最麻烦的是，小姨家的生意在昌平，附近地铁站直达我的住处，直线距离不过十公里。也就是说，他们拆穿我，只需要花半小时的功夫。
这很危险。但承担风险比诚实和寻求帮助来得容易。十一长假是我辞职后第二次回家。上一次，我以周末自己做饭为借口，从家里带走了一口锅。这回，我把出租屋里一些厚重的书塞进书包，乘高速公交运到怀柔，再偷偷收进柜子。“这样搬家时，或许能轻松一些。”我想。
表妹在这里暂住，准备考研。她看见我塞书，“你小心挨骂。”
表妹是我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十岁以前，我们就像世界上最接近的两个人，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共有身份。但长大后不太一样。辞职的事，我对她也选择了隐瞒。
她说的是暴脾气的姥爷。常年与他相处，我们姐妹察言观色的功力了得。因为我和父母长期不回家，老人住在这里，会抱怨我有太多杂物。听得多了，我就把衣物全部带走，一股脑塞进自己的出租屋。工作后，除了逢年过节，我们几乎不见面，顺理成章地杜绝了沟通的可能。
怀柔位于北京东北郊。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和在社交媒体上可见度高的诸多度假景点，这容易让人忘记它的边缘性。北京有十六个辖区，二十七条地铁线，但有三个区没有通地铁。怀柔是其一，因而享有大块的地皮、相对友好的房价和低人群密度。问题是核酸点也很少，要走出小区，穿过一大片荒地。我不熟，姥爷主动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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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附近的京密高速
他背着手，走在我前面一步。这辈子都要走在孩子前面，是他的性格。我决定探探他的口风。从互联网裁员潮开始铺垫，说年后想换个工作，顺便换房子。我故意提了几家知名纸媒、出版社，撬开了他的话匣子。“陈宇在XX日报社。陈宇，你不认识。”“你那地方行了（ liao）了（le），室友人不错。艳梅家姑娘在XX小学当老师，你猜房租多少？五千，占工资一半。你那不错！”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应该是老家的远亲。但故事几经流传，不见得是真的。不重要。他是老师，在他的年代授人了大半辈子，退休后被一家私立学校返聘，对自己掌握的信息总是很有信心。对待老师要谦卑，我于是自降半头，“但XX日报笔试是全英文的，我不会。”
这时候表妹在社交软件上戳了我一下。她笑我把一个虚拟空间打扮得太“打工人”。那其实是我理想中的写稿环境，布局简单，阳光充沛。我们俩都喜欢家居设计类小游戏，或者把各种游戏玩成家居类小游戏，大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
回到家，和她聊起上次见面的事。“当时你还住在这儿，下班回来还得加班，工作完了开始写毕业论文，写到凌晨三四点，早上七点多就起来化妆、上班。你让我对工作感到恐惧。”
我很羞愧。我这个人好像天然与“松弛”这个词无关，总是一副用力过猛的样子。
“而且那时候你还会半夜突然问我，睡了吗，没睡的话你要放歌了。有一次是佛教音乐。还有左小祖咒。怎么会有那么难听的歌。”
我不记得了，我对所有不甚体面的细节都印象模糊。那时我在一家媒体实习，月工资不足以担负房租，就住在怀柔家里。像我一样跨区通勤的人有很多。从朝阳到怀柔的末班公交是二十一点，人群会提前把始发站围得里三圈外三圈。一般情况下，我要等两到三班车载前面的人离开，才能轮到自己上车。加上一段地铁，我必须在二十点离开公司，否则只能打车回家。高速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通常会在途中睡一觉。那时好像还小，对生活没有实感，觉得一切都有盼头似的。
我看了一眼窗外。怀柔的小区，楼和楼之间的距离足够远，较好地保护了隐私，大家都不怎么拉窗帘。在朝阳中心地带，这么大的空间几乎能再塞进一栋楼，所以我的出租屋总是暗暗的。风很好闻，很凉，秋天开始往我的脸上刮着一些凛冽的东西。是那些记忆又回来了。
柳芳地铁站附近
正式工作后，我终于拥有了支付一个房间的能力，却没有开心多久。我偶尔会就工作内容向家人发一些牢骚。我妈听罢，会把话题转移至华为、字节的某某，或干脆劝我去考公务员。起初，我对她的反应感到愤怒。很快就不会了，化为沉默。因为我渐渐明白过来，考公、去大厂，可能已经耗尽了她的想象力。在北京，她生活的时间比我更久，茫然和无力感又怎会亚于我。
2
我的祖籍是东北。六岁以前，我住在辽宁五线城市的一个小镇上，家里有种满蔬菜瓜果的院子。这样的季节，院子里清香无比，少有蚊虫，我就在葡萄藤下走来走去，喝葡萄糖酸锌。后来我妈常说（其实只是一种无凭据的臆想），那个房子要是没卖就好了，搬迁费肯定很高。
我的母系家族来自内蒙，身上有呼啸而过的彪悍。我妈是主动下岗的，然后说服我爸停薪留职，举家来了北京。她谋过几种工，干过驾校，还当过小学老师，但把黑板捶烂了。只得作罢。
没有网购和24小时便利店的年代，个体户还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四处寻址开超市：昌平沙河，离回龙观市场不远，方便买卖。海淀北清路，附近有科研基地航天城、生命科学园，以及外来人口的庞大聚落——唐家岭。而频繁搬家对我的影响是，我读过五所小学。那时教材尚未统一，区和区课本不同，我的英语成绩再没好过。
同样“成绩”吊车尾的，还有我爸。小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适合这种生活。他广交友，其用途是让开黑车的哥们儿替自己送我上学。有段时间，他甚至养了一只鸽子。我妈以老板娘的身份和各路商家、熟客周旋，没几年就干不动了。小姨家的超市则越开越大，一直开到现在。表妹说，她小时候亲眼见过姨父带着小推车下公交，一人拖十几箱的货物回来，很年轻，很生猛。
家人在北京开的第一个超市
儿时我和表妹通常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会抽烟，看起来豪横，实则也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最常出现的画面是，她一手拉一个小跑着过马路，手攥得太紧，表妹会嚎哭挣扎。她心疼我们。直到现在，她还会自顾自地说在我家超市看到我睡在两个拼起来的方便面箱子上，用蚊帐当枕头的样子。我依然不记得那件事，单凭想象，简直像条小流浪狗。
听这话时，我也确实像小狗一样，躺在她软乎乎的肚皮上，揽住她的胳膊。少有的温情举动是我只愿意留给她的例外，但我不会告诉她更多心事。比如父母出门太久，放学的我等不到人，天又下雨，只好手脚并用地爬墙，打算顺着墙头爬到屋顶，再从梯子下去，结果书包掉进隔壁院子，隔壁有条大狼狗，我怕得要命，但还是心一横，跳进去救我的书包。比如我家被盗的那个晚上，我刚读了《简·爱》、放在床头的步步高学习机和大人的钱一起不见了，我没告诉任何人，因为连房东和有司都对这个案子无动于衷。比如我无法升初中，为此差点被交给家中唯一有北京户口的舅舅从名义上领养，但记得当时已婚未孕的他，那个纠结的眼神。
问题还是解决了。我在北京读到高一，身边不再有外地孩子，同学的条件明显变得优渥。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不同，主动向父母提出回原籍，直接学文科，准备高考。北京的学籍没能带走。
家乡的生活没那么好适应，我为此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月考，我被分在最后一个考场，不知为什么，大家得知我是北京来的，都认为我是学霸，英语卷子在阶梯教室里传了一圈。结果所有人都考得很差。北京没有晚自习，家乡却要上到二十二点，我在座位上困到不停磕头。落了很多课，很多很多，直到高考，我还不会背那首拗口的《离骚》。
我没报北京的大学，研究生也去了外地。那是我最开心的几年。学校都在省会，我借去同学家玩的机会，走遍了周边的小城。我很喜欢它们。有座城市整体朝一个方向倾斜，水流无法成洼，在马路上留下一道一道的渍。小城没有夜生活，但广场上至少有几十个人在踢毽子。还有一处，烧烤按盆卖，蛋挞五毛钱……与地方县城的会面，激发了我的叛逆心。我认为地理的“中心”是被规定的，它让“边缘”成了弱势的、不受待见的生僻词，这不对。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思考脱离“中心”，也就是我父母的选择——北京的可能性，幻想自己主持自己的人生。
与此同时，表妹的状态变得糟糕。她初中落户河北，一个人在邻省住校，过起每个月返京一次的双城生活。高三那年，可能是不堪重负，她得了败血症，差点休学。小姨打电话向我求助。
我开始频繁出入河北。那是一座灰扑扑的城市，万青歌词里的“乌云换日星”。我想起自己和朋友开过的玩笑，说朝阳到怀柔的距离比到燕郊更远，那我应该是“河北人”，回怀柔不如说“回河北”。这种调侃是多么轻佻和不负责任。河北的孩子们，又是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呢？
河北，街头卖羊奶
我的妹妹，比我果敢，也比我狠，她还是坚持考完了试。六百多的高考分数，在河北并不出彩，指向一所无法让自己满意的大学。她目前在考北京的法学院。
舅舅家的孩子陆续出生了。他们走路东倒西歪，人生路径却将和我们完全不同。二十六岁这年，我开始目睹一个东北迁徙家庭对真正的北京娃娃的栽培和言听计从。他们都不再疲于奔命，目光可以在一个孩子身上停留很久、很久。这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更“成功”的教育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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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生活以时间刻度，2019年是我心理青春期的结束。一方面，我又回到了北京。人与城市之间好像难以形成对抗，因为地理的中心往往也是求职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投入社会不过是在另一个地方排座位、举手发言，我开始不得不经常性地回答别人“你是哪里人？”
大部分时间，我可以靠“东北人”蒙混过去。但人与非根系城市的弱连接感是无法掩饰的，我有非常不东北的饮食习惯、性格和口音，这让我在很多正式半正式的场合被拆穿，然后支支吾吾，一句话解释不清自己的来处，气氛转向诡异。
事实上，我很讨厌社会身份，它迫使人往脸上涂抹什么，又卸去什么。就像接下来我要装扮的——辞职之前，我算是个记者。我在北京跑了不到两年文化条口，关注作家和知识分子。
这很“文艺”，容易满足普通人对“大世界”的浪漫化想象。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几乎是一种鞭挞。小时候，我没读过几本名著，没有资源，也没那个天分。大学时，我还在跟青春文学作家的签售。我更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因为我害怕走上姥爷那条职业道路。
入职前，总编辑将我叫到办公室。他知道我的学历背景，提起一位同校毕业的、著名的记者前辈，他们过去是同事。我也讲了那位前辈给我的启蒙，自己的学习，以及我未来想报道的方向。我很少会像那天一样天真，以为隔着十年、二十年的历史时空，还有机会与最好的旗手击掌。
“好好干。”他最后对我嘱托，“还是要多采访名人，把视野放宽，我们的调性是精英媒体。”
这与他刚才听我说的方向很不一样。而我有在特定的人面前装模作样的毛病，无法立刻就“精英”说些什么，也无法解释自己与这个词有天然不可磨灭的距离。我回以“老师再见”并微微躬身，试图将那扇门顺滑地关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高中在家乡的那段“差生”经历，教会了我如何装乖孩子，如果不够“好”，那就乖巧、温顺、懂礼貌，它们会为我换来一瞬间的安全。
公司楼下的快递车
我需要声明，出入文化圈子确有其体面和光鲜，但那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殊时刻。我身处其中的样子，是疏离而狼狈的。有一次，我在高级酒店的地下室——一个临时捯饬出来的采访间里，一天之内采访了八个“名人”。因为不确定谁什么时候会来，我需要全程带麦，减少饮水，以免跑厕所与他们错过。我从始至终没有踏进主会场一步，一直在地下。轮到一位演员时，她的经纪人站在我身后举牌，以便她能一字不差地照念上面的三句话、几十个字。
说不清是为了被“名人”平等看待，还是想把“记者”两个字刻在脑门上，我工作得很卖力。采访作家前，我把他们出版过的书通读一遍，依次做好标签，填充自己的盲区，再向写小说的朋友请教，探索哪个问题更重要，揣摩一种表述是否有冒犯性。当他说“你是个好记者”的时候，我很感激，紧接着忍不住发笑。为了能“好好干”，我从脑海中抠掉前辈记者的身影，假装忘记自己在新闻系课堂上学到的一切。这样的我，可能会是个好的职员、好人，但不是好记者。
日子陷入了混沌。我搬到公司附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住在那让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不认路。我只知道从出租屋到公司会经过哪些街道、建筑物，却不知道返程时走到哪里，意味着出租屋所在的小区快到了。公司附近有超级大厂，那一片超过晚八点就打不到车。如果晚十点后下班，要排队到凌晨。我很少天黑前下班，周末在家补觉，对小区白天的样子非常陌生。
我拒绝过几次家人的到访，不想暴露个人生活的潦草，但同意放暑假的表妹过来小住，可能为了展示某种“能力”。我包揽她的生活，向她解释我的工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辛苦，而是我根本没那么敬畏知识，很多文化精英的倡导，在我看来是没有力量的，“越体面，越无意义”。
表妹认为我过度追求“意义”。我们这样的孩子，第一要务是走出家庭、经济独立，干什么有点重要，但没那么重要。“钱，你先想想钱。”
“哪有那么容易，”我突然蹿出一股火，“我赚不到钱的。赚钱的话，干点什么不好。我也可以去你家打工，工资够我用了。”
小时候我帮家里看店，去小姨家收银、点货，明白人应该对生活有最基本的诉求。有个常见的逻辑是，追求意义本身是无意义的，还是追求利益更实在，比如租更大的房子，赚更多的钱。但读书和工作的经历也告诉了我，利益是一种资源配置，认为自己可以从什么中得到好处才是最大的虚妄，某种程度上，得到它比找到意义更难。
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采访了一位同龄人。我很少有机会采访同龄人，对对方燃起前所未有的兴趣。他曾深入深圳零工群体，与他们同吃同睡、同工作了半年，写出一本书。这个群落因而被更多的文化精英所看到。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向我比划自己父母打工时的住处，“就这一半大”。我感到震惊。他可以如此坦荡地把这些话说给第一次见面的人，这种坦荡浇灌了他的写作。而我缺少把自己说出来的能力，才一直找不到自我的位置，原地打转。
采访对象“学做工”的地方
我试图向更多这样的人靠近。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换一个报道领域，脱离抽象叙事、知识系统，介入真实生活。我向一家传统媒体的社会新闻部投递简历，然后目睹一个群在两天内装满了五百个人。据那家媒体的负责人说，他们收到的简历比往年多了50%。我没有入选。
我与北京老同学已经失去了共同话题，同时结识越来越多的“北漂”朋友。一个朋友在中介平台找到房子，一周后就被有司上门敲掉了隔断，让她搬离。还有个朋友，室友住进不久就跑路了。听起来非常离奇，但在北京，一切又那么合理。
我的小出租屋，因而接待过不少人。我也与他们一起四处游荡，在凌晨的马路牙子上喝酒，或者在地下空间看电影、听歌。我们谈论的话题无法避开一个形而上的视角，人人显得虚弱，但还是尽量诚实地面对过去和现在。为了展开生活的褶皱，我们都在寻找解决办法。
酒肉不是归宿，房子也不是。朋友们陆续离开了北京。这让我产生新的危机，不是市场环境与教育或个人理想的割裂，而是我害怕失去自己，我应该主动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站在一起，不忘记自己的来处。我离开了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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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不变的是，家人会定期打来视频电话。他们担心我被工作压垮，又担心打扰我工作，避开标准工时与我联系，连通后小心翼翼地问“还那么忙吗？”我对着他们的脸，实在挤不出一个轻松的表情，又无法编造更多工作细节，逐渐扭曲成不爱搭理人的样子。
在安抚他们之前，我已经疲于安抚自己的情绪。情绪没有好转，接踵而来的是安全感的丧失。五月，北京阴云密布，所有人都在抢菜、囤物资，附近有小区封闭。低落和不安的双重挤压下，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拥有一个任我不分时间地哭起来或大笑，任我制造油烟，任我晒着太阳无所事事，又能在静谧中保证充足的睡眠的独立空间的珍贵，因而更加感谢这个出租屋的存在。
早先为“我的来处”感到困惑的那个自己一定想不到，支撑我度过后来这个阶段的，是父辈扎实的生存经验。我的姥姥是正宗的农人，来到北京后，她在小区偷偷种菜，被物业劝停，随后找到怀柔当地农人自发形成的“早市”，买回新鲜、便宜的蔬果。我曾对此不屑一顾，“能省几个钱，不如在家多歇会儿”。但在这时，我急需便于储存蔬菜和自种一颗葱的方法，从她那里得到了实质性的指导。小姨和姨夫则知道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好用，它们也比网上推荐的更容易买到。
至于接下来的生活，我一次次地自我再教育，告诉自己要学习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没有舅舅和大伯一样成为北京人的能力和运气，但也用再平凡不过的营生，好好地养大了我。或许我也可以做到，在北京，长成一株迎风飘摇但不死的植物。
我成了新一代个体户，写稿，同时在书店打工。这也许是我有限的经验和能力范围内，能够协调时间、金钱与志趣的全部了。在北京，打零工的年轻人随处可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本身的体认，不见得比精英、知识分子清浅。当然，我也不认为我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么值得标榜，因为“酷”的背后有具体的代价。
以前，在我还在当记者时，为工作密集地读了很多书。我爱上马尔克斯笔下一个偷了金条，藏在坎肩里跑到山的尽头的女孩，以为只要我能像她一样，对北京做出一个离开的动作，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还试图把很多词语拼接组合，安置在自己身上，“身份认同”、“失败者”、“移民”……
就像我没办法再自称“文化记者”一样，那些自我赋码也都失效了。人无法把一个悲惨的面具，强行安在自己脸上。我明确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在采访时重新理解了“外省人”和眷村文化，那远远比我与这片土地的羁绊更深、更长远；我在一篇《人物》的报道里，读到十几年前北京流行的教育话语，“同在一片蓝天下”，得知父母一直没让我回去读书，不是对我缺乏关心，而是有一定的理由。我还知道北京有成千上万个和我一样的打工子弟，只是不像表妹一样接近，我们还没有机会认识。至于裸辞和新闻工作的失意，包裹在一代人身上，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无法经常回家，并非拒绝同家人和解，而是还没找到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实际上，我太早预感到故事的走向，而不敢面对，那就是我没有养家的能力。我读了书，顺着书脊进入了中产和精英的领地，但我的身份没有变，我还是我的父母，我的出租屋和他们开过的超市一样，不是我的，它们有自己真正的主人。同时，我比父辈面临更大的诱惑，我享受到了精神世界的好处，但这不能直接转化为什么，作用在我的家人身上。这也揭示了我有自私的一面，希望在拥有改善处境、养家的荣誉之前，先让自己作为独立的人而感到快乐。
认识自己和谅解自己，还需要时间。漫长的时间，让我渴望一种书写的可能性。写作，是我目前最想做的事。我知道很多租房的故事，搬迁的故事。 我在北京读书时，看见最早一批的“海淀妈妈”，我的一所小学后来成为最高学府的附属院校，我的高中隐于商贸城，那里是过去的创业中心。我想找到更多的视点，走进时间的洞穴。
我最喜欢的白俄罗斯记者、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这人有半页纸，那人就有三页纸。让我们一起来写一本时间的书。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相和噩梦的阴影。我需要听到这一切，与这一切融合，成为这一切，同时也不失去自己。我要把街头巷议和文学语言结合起来，而复杂性恰恰在于我们以今天的语言讲述过去。”
我不跑了。我就站在这里，拓下我、我们的倒影。
(作者现在在北京为三明治全职写作，有北京相关活动可以微信联系她：dushuiy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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